对一只不叫的杜鹃，有什么办法让它开口？织田信长说，杀死它；丰臣秀吉说，想办法逗它；德川家康说，等到它叫。
李健熙显然更喜欢隐忍的德川家康，这个角色几乎就是他的缩影。
作者丨张静波
掌门人病重多年，行贿大案、传承风波，手机爆炸……三星可谓是深陷风暴中。
但风暴中的它，却依然在创造历史。
2017年，三星终结了英特尔25年的霸主地位，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同时，它还“干掉”苹果，成为全球最赚钱的企业。
在全球，三星依旧是最大的手机制造商，同时也是全球最大消费电子公司，在电视、存储器、面板等近20种产品上都是全球NO.1。
在韩国，三星的影响力更是“一手遮天”，其营收占韩国GDP的20%。有人调侃，韩国人一生有三件事情无法避免，死亡、税收和三星。
除此之外，三星还是韩国第一大军火商、全球三大造船厂之一，会造飞机、坦克，迪拜塔、台北101、吉隆坡双子塔都是它盖的。
最逆天的是，它控制着全球手机产业链的命脉。手机三大件CPU、存储器和液晶面板，后两项三星都是全球第一，芯片代工全球第四。
以存储器为例，三星DRAM的占有率高达50.2%，NAND闪存也有36.6%。只要你生产手机，就离不开三星。苹果很牛，面板和内存却是三星的，CPU也找三星代工。华为和HTC都曾因为三星断供吃过大亏，前者栽在UFS闪存上，后者栽在OLED面板上。
如此“变态”的控制力，甚至引发了行业的恐慌。
宏碁创始人施振荣和台积电老板张忠谋公开表态说，三星是台湾IT业的敌人；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则声称，打败三星是他毕生的目标。日本科技界，同样对三星“恨”之入骨。但目前，它的地位依然牢固，强者恒强。
三星称霸的领域，也是中国人最心痛的短板。
多年来，我们一直大量进口原油，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2013年，半导体就取代石油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产品，年进口额超过2200亿美元。这其中，三星“贡献”了一大半，韩国因此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然而，谁又能想到，就是这样一家控制力惊人的企业，40年前还在给日本人打工，30年前还在生产廉价的“地摊货”，20年前还在被索尼吊打！
是什么让它实现了惊天逆转？
孤注一掷
三星的逆袭，得益于它在半导体上一次又一次赌徒式的投资。
这个韩国最大的财阀，起点只是一家小商会，由李秉喆创办于1938年，最早做贸易，贩卖干鱼、蔬菜、水果到中国。60年代涉足制糖、织布、化肥等领域。1969年成立三星电子，开始生产黑白电视。
六七十年代，全球电子产业飞速发展。李秉喆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高附加值的行业是韩国未来的希望。但他的想法也仅仅是给日本三洋打工。
当时，半导体技术垄断在美国和日本手中，李秉喆不敢有太多奢望。公司大多数人，包括关系亲近的社长，都反对投资半导体，连政府也不看好。
这个时候，他的小儿子，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李健熙站了出来，对父亲说：“爸，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要试试看那件事！”
于是，在“半导体会搞垮三星”的过激言论中，李健熙开始了自己的创业。1974年，他用自己的资金，买下韩国半导体公司，剑指当时正在兴起的内存技术。
内存又叫存储器，是大多数电子产品的主要部件。根据不同的技术，分为很多种类，目前主流的是DRAM内存和NAND闪存，前者用作手机和电脑系统内存，后者用作手机闪存和固态硬盘（SSD）。
野心勃勃的李健熙很快就尝到苦头，他先后50多次前往硅谷，引进技术和人才，倾注巨大的努力和投资，还是不断亏损。
走投无路之下，父亲终于出手，派得力干将来辅佐自己的儿子。两次石油危机让他意识到，身处资源匮乏的小国，三星的未来是半导体。
“一定要在我闭眼之前开始这个事业，这样三星才会安然无恙。”
1983年，三星在京畿道器兴建立第一个半导体工厂，正式向内存宣战。然而，父子两人都低估了这场战役的惨烈性。
在人们印象中，电子产品每年都降价。但内存很奇葩，它和化工品一样，是重资产、强周期，价格大起大落，涨起来数钱数到手软，跌起来连自己都想砍。好处是，一旦熬过衰退期，你就是号令天下的老大。
在这个行业混，策略只有一个，要么拿钱砸死对手，那么被对手拿钱砸死。
英特尔是这个行业最早的玩家，1970年就将DRAM投入大规模应用，四年后横扫80%的市场。之后，日本人异军突起，击败了英特尔。
当三星染指这一市场时，日本人已经是世界霸主。好不容易突破技术封锁，从当时尚不起眼的美光手中购得64K DRAM技术，就遭遇了行业的第一次衰退。
1984年，三星刚推出64K DRAM，内存价格就暴跌，从每片4美元雪崩至每片30美分，此时三星的成本是每片1.3美元。换句话说，每生产1片亏损1美元。到1986年底，累计亏损3亿美元，股权资本全部亏空。
事实上，直到1987年，李秉喆去世那一天，他也没能见到三星半导体盈利。
由于市场不景气，昔日的行业大佬英特尔被迫退出，转行干起了CPU，NEC等日本产商也纷纷缩减投资规模。唯独三星不知“好歹”，像赌徒一样疯狂地逆势加码。
“越是困难，就越要加大投资。”持续十多年的亏损，不但没能动摇李健熙的信念，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三星从日本聘请工程师，利用周末到韩国传授技术。同时，到美国半导体公司招募有经验的韩国人。这些人在爱国情怀的感召下，放弃自己多年的事业，返回韩国，牺牲一切节假日，夜以继日地投入战斗。
在这批人中，有一个叫陈大济的年轻人，谢绝IBM公司的再三挽留，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三星，理由是“真想赢日本一次”。这个年轻人后来成了三星电子的CEO。
然而，光有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1983年，三星开发64K DRAM时，关键技术整整落后日本5年。到256K时，与日本相差2年；1M时，还落后1年。
在此期间，三星人受尽日本嘲辱。但他们并没有理会，而是埋头苦干。
1987年，苦熬多年的三星人终于迎来行业转机。当年，美国向日本半导体企业发起反倾销诉讼，双方达成出口限制协议。受此影响，DRAM价格回升，三星乘势崛起，不但实现了盈利，还开始在技术上领先日本。
1992年，三星率先推出全球第一个64M DRAM，并于当年超越日本NEC，成为全球最大的DRAM制造商。两年后，又率先推出256M DRAM。
三星的崛起，还带动整个韩国形成一个内存产业集群，除了三星，现代（2001年后改称SK海力士）也跻身世界三强。
在韩国厂商的挤压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整合日立、NEC、三菱的DRAM业务，组建“国家队”尔必达，以寻求对抗。即便如此，日本人也没能逃过溃败的命运。
十多年后，三星如法炮制，以自杀式的投资，将日本人彻底赶出了这个行业。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DRAM价格雪崩，从2.25美刀狂跌至0.31美刀。就在众厂商哀鸿遍野时，三星却做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将三星电子上一年的利润全部用于扩大产能，故意扩大行业的亏损！
很快，DRAM价格就跌破材料成本，大多数玩家都熬不住了。
最先倒下的是德国巨头奇梦达，由于资金链断裂，于2009年初破产。随后，辗转至中国半导体产业扛鼎者、紫光集团赵伟国手上。
日本更惨，尔必达苦苦支撑数年，最终于2012年被美光收购。另一巨头东芝的闪存业务，也在2017年被美国贝恩资本收购。日本人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尔必达破产当晚，位于首尔京畿道的三星总部，灯火彻夜通明。
至此，整个DRAM行业只剩下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三大玩家。其中，三星和SK海力士两大韩国巨头独占75%的份额，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霸主。
进入2016年，在大数据、云计算、比特币挖矿等需求的带动下，内存价格一路飙升，三星数钱数到肝颤，并借此东风，一举将英特尔挑落马下。
同样的故事，在液晶面板上重演了一次。
和内存一样，液晶显示技术最早诞生于美国。1968年，RCA公司研制出全球第一块液晶显示屏。但身为CRT电视的霸主，却无心将它推向应用。
令他们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这项技术后来成了千亿美元的大蛋糕。
日本人最早嗅到了商机。1972年，夏普买下RCA公司的技术，将其用在计算器、钟表等小物件上。90年代后，笔记本电脑的出现，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液晶时代。
在这期间，液晶技术经过无数次迭代，催生出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TFT-LCD），以夏普为代表的日本企业，独占了其中90%的份额。
三星从1984年就开始跟踪液晶技术，直到1991年才成立面板事业部，并于当年建成第一条试生产线。
这又是一个重资产、强周期的行业，李健熙明白，要想在这样的行业活下去，就必须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不惜一切代价做到行业第一。
但此刻，他面临的形势不比当年做DRAM强，甚至更恶劣。项目刚上马，就赶上行业第一次衰退。此后七年，三星连续亏损，从91年到94年，每年亏1亿美元。
液晶面板分为不同的世代，代数越高，生产出来的基板尺寸越大，可供切割的屏幕尺寸也越大。为了积累技术实力，三星利用行业衰退期，到日本去招揽失业的工程师。
1995~1996年，行业再次陷入衰退。三星逆势而上，建成第一条3代线，赶上日本的产能。眼看曙光初现，却又一头撞上亚洲金融危机。
在此次危机中，三星深陷债务危机，不得不砍掉很多项目。唯独液晶面板，不但毫发无损，还加码投入数十亿美元。1998年，三星建成3.5代线，全面领先日本企业。
面对如此疯狂的举动，日本人彻底蒙圈了。在夏普看来，现有产能已过剩，投资更高世代无异于自杀；有日本高管甚至讽刺三星，必定会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
然而，杀红了眼的李健熙却不管不顾，毅然决定在2001年投产5代线。事后证明，他又一次赌对了。率先建设5代线，成为韩国超过日本的分水岭。
2001年后，三星用40英寸TFT-LCD液晶电视，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液晶屏大小的固有观念，家用电视迎来了液晶时代。
反观夏普，因为保守，很快败下阵来。尽管事后奋力反击，却始终未能翻身。2016年，富士康斥资35亿美元收购夏普，一代液晶之父，黯然落幕。
另一家韩国企业LG，几乎是用同样的套路，成长为液晶行业的又一巨人。
1998年，三星超越夏普，成为全球最大的面板企业。七年后，又凭借自己在液晶技术上的优势，掀翻昔日的偶像索尼，成为全球第一大电视厂商。
登上行业之巅的三星并未懈怠，在业内抢先研究下一代显示技术OLED。
OLED全名有机发光二极管，是华裔科学家邓青云偶然间发现的。与传统LCD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无需背光源，因而更轻、更薄，色域更广，且柔性可弯曲。
目前，这一市场基本是三星和LG两家说了算。三星在小尺寸的手机屏上占优，份额一度高达95%，几乎是独家垄断；LG则在大尺寸的电视屏上占优。
国内厂商直到2017年10月，才由京东方投产了第一条6代柔性OLED生产线。
聪明的机会主义
苦熬DRAM，血拼液晶屏，三星的生存术，似乎是拿命在豪赌，完全不像一家理性的大公司所为。然而，三星的赌绝非匹夫之勇，而是一种聪明的机会主义。
市场上的机会，大抵分两种：一种是确定性的，另一种是不确定性的。
三星对不同的机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对于不确定性机会，其做法是多点布局，雨露均沾；而对于确定性机会，其做法则是集中兵力，重点突破。
内存和液晶面板处于产业链的中上游，是大多数电子产品的核心零部件。其特点是需求确定，尽管行业有周期起伏，但任何时候都是必需的，顶多是技术上的升级。
这些产品面向下游厂商而非终端客户，用户体验并不重要，性能、量产技术和良品率才是关键。而要提高性能，提高良品率，就必须敢下狠手，敢上规模。
在确定性机会上下狠注，碾压对手，这就是三星的逻辑，简单粗暴，但绝对管用。
相反，手机、电视等终端产品，用户选择非常多，不确定性很大。对于这类产品，三星的态度非常务实，绝不蛮干。
以手机为例，三星的做法是多点布局，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子。只要有同类产品，都做一款试试。我们都知道，苹果一年只做一款产品，诺基亚当年火的时候，最多也就二三十款，而三星是多少？五六十款！典型的机海战术。
很多人嘲笑三星，说它是市场的跟随者，几乎没引领过任何一次重大的技术潮流。但这些人忘了，三星也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技术潮流。它对技术的态度是尊重，但绝不迷恋。这种务实的态度让它成为行业的长寿者，熬走了一茬又一茬的竞争者。
反观三星的对手，很多都因为迷恋技术而遭到了诅咒。
索尼，CRT时代的霸主，90年代凭借特丽珑技术横扫全球，但也正是因为这一技术，让它忽视了新技术的威胁。结果，在液晶时代到来时，惨遭屠戮。
索尼的悲剧，是很多日本企业的缩影。它们迷恋技术，坚持认为有技术就有销量，所以只顾埋头造车，很少抬头看一看市场。
三星的多点布局，是在看不清方向时的一种权宜之计。一旦格局明朗，它就会发挥自己的特长，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破。
安卓系统一统天下前，市场上除了安卓，还有塞班、WM、Linux等系统，三星不但照单全收，还自己开发了一个Bada系统。
后来，等安卓成为主流，三星果断砍掉其他系统，主攻安卓，一举成为该阵营的老大。而功能机时代的王者诺基亚，却死守塞班系统，最终黯然出局。
财界的青瓦台
投资内存，连续亏损13年；投资液晶面板，连续亏损7年。这种自杀式的投资决策，在欧美，乃至日本企业，是难以想象的。分权模式下，各方为了自身利益，很难在这种赔钱的生意上达成一致。
三星也分权，会长下面是业务部高管（GBM），有独立的决策权。但在会长和GBM之间，还“横”着一个特殊的机构，那就是被誉为“财界青瓦台”的秘书室。
这样一来，在三星内部，就形成了以会长李健熙为核心，秘书室和GBM为两翼的铁三角决策模式。李健熙是掌舵者，位于顶点，负责公司的大方向；秘书室是智囊团，搜集、分析信息，提供决策依据；GBM是具体的执行者。
秘书室直接对会长负责，通过它，李健熙牢牢掌控着公司的最高决策权。这使得三星能够突破部门利益的藩篱，去干那些短期看不到回报的事情。
投资半导体，动辄数百亿美元，还面临长期的亏损。这种事情，很多时候只有国家意志才能坚持下来，但三星却做得很通畅。
不仅如此，以会长为中心、自上而下的威权体制，还极大地提升了三星的决策效率，当对手还在观望、争论时，三星早已抢先一步。
在业界，三星以“决策快”著称。平板电视时代，三星因为行动果断，大获全胜；反观日企，尽管技术实力强大，却因为内部分歧严重，犹豫不决，最终败北。
秘书室的概念，源于二战时日本的参谋组织。
李秉喆早年留学日本，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1959年，他在濑岛龙三（曾任日军大本营作战参谋）的帮助下，创办了秘书室。
当时的三星，羽翼未丰，秘书室的作用只是帮助会长处理日常事务。70年代后，随着业务的扩张，李秉喆参照三菱、三井等日本财阀的经验，加强了秘书室的功能，从最初的情报收集、财务等6个小组，扩展为人事、经营管理等15个小组。
李健熙掌权初期，秘书室的权力达到了顶峰。此后，虽然经过多次改组，名称先后变更为结构调整总部、全球战略室、未来战略室，但其功能始终未变。
首先，秘书室有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
90年代海湾战争、金日成去世等情报，都是三星秘书室第一时间得到的。事实上，从80年代起，秘书室就成为韩国最强大的情报组织。
其次，秘书室有人事权，掌握着下属子公司的生杀大权。
在三星，所有子公司部长级的人事任免，都要听秘书室的安排。即便是集团内部的明星企业，包括三星电子，在秘书室面前也毫无反抗之力。
最后，秘书室有资源分配权。
原则上，超过1000亿韩元的大项目，都要秘书室批准。1984年投资半导体工厂和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秘书室两次从海外筹集巨款，帮公司解了燃眉之急。
最奇葩的是，秘书室还负责家族事务，安排李健熙个人的衣食住行和警卫工作，并通过交叉持股等一系列精心运作，让仅持2%股份的李氏家族牢牢控制着整个集团。
通过秘书室，李健熙获得了帝王般的影响力，也让三星拥有惊人的执行力。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三星陷入债务危机，负债额高达180亿美元。秘书室顶住压力和非议，先后裁员5万人，并将原来的59个子公司精简至45个。
刮毒疗伤后的三星，得以轻装上阵，最终在2000年后迅速崛起，将索尼等一干日企推下神坛。到2004年，仅三星电子的纯利润就超过日本十大电子企业总和。
有意思的是，90年代初，三星和索尼几乎同时推行绩效主义，通过“重心下沉”来激活子公司。但结果却大相径庭，这种源自美国的绩效主义，成就了三星，却毁了索尼。
原因究竟何在？答案在于分权。
在索尼，分公司拥有独立的人事权和财权，它们只关心短期利益，不愿意冒险去尝试新技术。而在三星，李健熙始终警惕子公司变成个体户，因此将人事权等留在了秘书室。
过去80年，三星建起了一个强大的威权模式，这使得它能够集中精力办大事，不惜血本投资半导体；同时，拥有惊人的决策效率，当对手还在观望时，它已经抢先一步。
但这种威权模式有个前提，必须有一个天才级的舵手。而三星恰好有这样一个舵手，他就是被誉为韩国经济总统的李健熙。
隐遁的帝王
和很多侃侃而谈的领导相比，李健熙简直是个异类。
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即使对身边亲近的人，也不轻易开口。在家里，他的外号是“没话的人”；在公司，每次开社长会，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听。
他不坐班，没有特殊活动，很难在三星总部看见他。也不爱抛头露面，通常一个人待在汉南洞私邸，再加上喜欢晚上工作，“穿睡衣的时间真的很多”。
因为说话少，他有大把的时间思考，从而比别人更接近问题的本质。很多时候，别人滔滔不绝说了半天，他一句话，就能令对方肃然起敬。
路透社的记者曾这样形容他：“说话轻声细语……但只要他咳嗽，韩国就会感冒。”
每当遇到棘手问题，他都会宅在家里，几天不出门，像蜡像一样纹丝不动，甚至连续48小时沉醉其中，只是偶尔起来吃个汉堡。等他出门时，问题已经解决了七八成。
李健熙的这种风格，一方面来自父亲的教导。1979年，就任副会长的第一天，父亲就将他叫到身边，告诫他要懂得倾听，要像木鸡一样沉着冷静。
另一方面，更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李健熙1942年出生在一个大家庭。由于父母创业忙，他刚断奶就被送到外婆家。此后，一直生活在颠沛流离中。小学先后五次转学，11岁就被送到日本学习。
“我是一个人长大的，连1%的家庭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多年后，李健熙回忆道。
因为总是和家人分离，他养成了内向的性格，朋友很少，所以经常一个人思考。他喜欢质疑事物的外表，想看内在的东西。
很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机械狂，迷恋其内部结构，拆过数不清的东西。这个爱好伴随他一生。他对书中毒，尤其喜欢机械类图书，从电子、航空到发动机、工程学，其掌握的电子知识，绝不逊色于一位普通的工程师。
三星在半导体上的成就，与李健熙的这种知识储备密不可分。
1987年开发4M DRAM时，业界有堆栈、沟槽两种技术路线，各有利弊。
东芝选择了沟槽，而李健熙凭直觉选择了堆栈。事实证明，沟槽适合16M，而堆栈更适合4M，三星大获全胜，东芝则被日立迎头赶上。
除了爱钻研，李健熙还是个做事很投入的人。
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孤独，狗成了他的朋友。他养了很多狗，每天和它们一起吃冰淇淋，一起睡觉，还给它们洗澡。
他养狗不是简单的玩玩，而是深入进去，刨根问底。为了培育纯种的珍岛犬，他亲自去珍岛买了30多只，花了十几年时间培育配种，最后证明珍岛犬的原产地在韩国。
他还喜欢看电影。在东京，他经常一个人跑录像厅，边啃三明治边看电影，三年看了1300部，相当于日本10年的电影产量。
通过看电影，他把日本研究得很透。和养狗一样，他看电影不只看情节，还用心琢磨导演的意图，分析摄影师如何用镜头。他曾经说，如果生在别人家，可能会做导演。
李健熙尤其喜欢研究各领域最优秀的人，是如何登上事业巅峰的。为此，他把德川家康的录像看了30多遍，丰臣秀吉看了10几遍，织田信长看了五六遍。
此三人乃日本战国时代的枭雄。织田信长最先崛起，意图统一日本，后被部下逼死；他的副官丰臣秀吉以替主人报仇为名义，继承了其势力。
德川家康的经历最离奇，他当了13年人质，在织田信长手下忍耐20年，还在丰臣秀吉家住了15年。最后，将两人熬老送走后，终于一统天下。
世人用一个问题来暗喻三人不同的性格。
对一只不叫的杜鹃，有什么办法让它开口？织田信长说，杀死它；丰臣秀吉说，想办法逗它；德川家康说，等到它叫。
李健熙更喜欢隐忍的德川家康，这个角色几乎就是他的缩影。
李秉喆最早考虑接班人时，并未看上李健熙。在他看来，这个小儿子性格内向，是个成不了大器的人。
1966年，三星走私糖精，被海关查获。事件发生后，李秉喆黯然隐退，次子李昌熙为父顶罪入狱。仓促之间，李秉喆将帅印交给了长子李孟熙。
年轻的李孟熙本想重整旗鼓，怎奈能力有限，三星很快就因为管理不善陷入混乱。
于是，李秉喆将目光投向了李健熙。谁知道，次子李昌熙出狱后，发现父亲开始偏爱李健熙，极为不满，给总统写信，揭发父亲偷税、向海外转移资产。
巧的是，青瓦台第一个收到昌熙信件的人，竟是孟熙中学时的好友全斗焕。
李秉喆一怒之下，将昌熙逐出韩国，不许他再回来。孟熙因为与昌熙关系亲密，受到牵连，逐渐远离权力核心。
在熬走了大哥和二哥后，李健熙最终被钦定为三星的继承人。
1976年，李秉喆被诊断出胃癌。在赴日本治病前，他召开家庭会议，宣布：“以后，三星由健熙来领导。”三年后，李健熙被正式提拔为三星集团副会长。
当“储君”期间，李健熙干了一件大事——投资半导体。
多年来，父亲主宰了他的一切。他从内心里，希望战胜父亲，像父亲在战后废墟中孕育出三星帝国一样，在某个行业闯出一番大事业。
经过长期考察，他盯上了半导体。理由是，韩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小国，应该发展附加值高的尖端产业。最重要的是，那是自己痴迷且擅长的领域。
尽管信心笃定，但在冒险之前，他还是做足了功课。在论证过程中，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连韩国人爱干净，而半导体需要一尘不染的作业环境，都想到了。
因为痴迷，所以投入，所以寻根究底，挖掘事物内在的本质。多年后，有人问他，什么是经营？他回答，经营是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有趣的是，对半导体的痴迷，让他改写历史的同时，也失去了某些机会。
90年代初，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筹建梦工厂，在全球招募合伙人。各界名流大佬蜂拥而至，李健熙因为酷爱电影，成为极具魅力的候选人。
斯皮尔伯格摆下私宴，邀李健熙共商大计。李健熙给对方带去5亿美元支票，并在谈话中加价至9亿美元，但对方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谈判最终破裂。
事后，斯皮尔伯格抱怨：“整个晚宴，这家伙一直在叨叨半导体，说了不止20次！这样的人，能理解电影产业吗？”
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改变！
1987年11月，李秉喆去世，45岁的李健熙继任三星会长。次年春，他在集团成立50周年大会上，斗志昂扬地宣布：要将三星建成世界超一流企业。
然而，他的雄心壮志很快就被浇灭。父亲打拼50年，给他留下的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更是固若金汤的观念和体制。
当时的三星，在“汉江奇迹”的带动下，产品不愁销量，没有人关心品质。大家都陶醉在韩国第一的自满情绪中。
李健熙早在“太子辅政”期间，就警告人们，三星再这么下去，肯定玩完。但那个时候，根本没人听他的，大家都认为，这是杞人忧天。
继任会长后，李健熙反复告诫下属，如果不清楚比别人落后在哪里，三星很可能崩溃。会长忧心忡忡，下属却万分不解：每年都说倒闭，到现在不也没事吗？
更要命的是，此时的三星，整个组织都是父亲留下的。昔日的元老们，不甘心自身的利益受损，想尽办法阻挠变革。
事实上，自打成为接班人后，李健熙的“登基”之路就极不平坦，期间充满各种阴谋和中伤。
1982年，在一场车祸后，有关他的谣言就满天飞，从未间断。有人说，他被撞成了植物人；有人说，他跟电梯女郎有染，车祸时跟女明星在一起，私生子不计其数。
那一刻，他一定想起了自己的大哥，被人污蔑为性变态者，砍断手脚抛弃在大街上。
重压之下，李健熙陷入了迷茫。后来，他索性不去公司上班，一个人隐遁在自己的“洞穴”中，任由传闻愈演愈烈。
然而，沉默不代表软弱无力，而是在积蓄力量，随时准备一剑封喉。
1990年秋天，他不断将秘书室的高管叫到跟前，批评他们是盖世太保、克格勃，并暗示他们是阻碍变革的顽固堡垒。
这年底，三年服丧期结束后，李健熙出其不意地祭出第一柄剑。他将秘书室的大领导苏秉海调走，换上自己高中时的校友李洙彬，并对秘书室进行了大改组。
通过这次“清洗”，李健熙真正掌握了实权。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斩断公司上下根深蒂固的“数量至上”的观念，给三星来一次洗心革面般的再造。
怎样推进这一再造过程呢？李健熙陷入了沉思，他每天都在焦虑中度过。
这种焦虑在1992年达到了极致。从夏天到冬天，他一直在失眠，每天睡眠不超过4小时，平时吃烤肉一人顶三人，彼时一天勉强吃一顿。半年下来，体重减轻了十几公斤。
沉寂多时后，李健熙带着自己的思考，祭出了第二柄剑。
从1993年初开始，他马不停蹄地考察了美国、日本和德国市场。
在洛杉矶，他亲眼目睹了三星的产品，因为品质不行，被遗弃在大商场偏僻的角落里，落满了灰尘。随后在东京秋叶原市场，他看到了相似的一幕。
尽管心里早有准备，眼前的场景还是让李健熙极为震惊。而更令他吃惊的是，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
6月5日，李健熙计划飞往法兰克福。头天晚上，他把几名日本顾问叫到房间，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一个叫福田的人向他递交了一份报告。
第二天在飞机上，李健熙打开了这份报告，一读之下，勃然大怒。
原来，福田在报告中痛斥三星的弊端，说这些年，他在公司到处遭排挤，三番五次提建议书和改进方案，都被上级驳回。写这份报告时，已经做好辞职准备。
同一天，李健熙还碰到一件更窝火的事。
临上飞机前，他收到秘书室的一盘录像带，内容令人触目惊心：在生产车间，一台洗衣机的上盖开关大了一点，无法安装，三星的员工干脆削掉多出的部分，勉强装上去。
李健熙一看就火了，他当即打电话给秘书室次长：
“从现在开始，把我的话录下来！我强调这么多年的质量经营，结果就这样？让各位社长到法兰克福集合吧。从现在开始，我要亲自上阵！”
受到呵斥的三星高管们，包括社长尹钟龙等200余人，匆忙搭飞机赶往法兰克福。
6月7日，法兰克福，凯宾斯基饭店。
所有人屏住呼吸，紧张不已。李健熙环顾四周，缓缓开始他的演讲。
“前天，也就是5号……这就是我说的质量经营吗？……次品是蛀蚀公司的癌细胞，是经营上的犯罪。各位都在犯罪！”说到激动处，李健熙嘴唇微微发颤。
“从现在开始，三星将果断放弃以数量为主的经营，而走以质量为主的路线。”说到这里，他停顿了片刻，然后惊人地喊出一句话：“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
几天后，李健熙将社长团叫到自己房间，想了解一下他们的看法。秘书室室长李洙彬小心翼翼地说：“会长，我们还不能放弃数量，质量和数量是一块硬币的两面。”
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想法。李健熙一听，脸都绿了，他愤然起身，将手中拿着的茶匙狠狠摔在地上，拂袖而去，留下一脸惶恐的社长们。
事后，李健熙再次改组秘书室，李洙彬黯然下野。
从洛杉矶、东京到法兰克福，三个多月时间，李健熙在国外召集数千名员工，发表了1000多个小时的演讲，最长一次社长会超过16个小时，所有高层都接受了洗礼。
法兰克福会议后，三星上下掀起了一场新经营运动。
第一，向高端挺进。
为此，三星从沃尔玛等大型超市撤出，转至百思买等专业店销售；推行品牌战略，收回子公司广告权，统一交由广告巨头美格（FCB）负责；斥巨资加入奥运会TOP10计划。
第二，抛弃以数量为中心的经营思想。
发起质量运动，把质量第一的思想整理成资料，每天组织员工学习。同时，在生产线实行停止机制，一旦发现不合格品，马上停机检修。
李健熙本人先后与上千名高管促膝长谈。此外，他还召回15万部问题手机，当众销毁500亿韩元残次品，并对负责人说：再生产这种劣质品，绝不手软！
第三，重实效，埋葬形式主义。
进行人事改革，打破世袭、亲缘、地缘关系，大力提拔年轻人，重用有技术的人。
推行7·4制，早上七点上班，下午四点下班。这样，下班后，不但可以运动一下，见见朋友，也有时间到图书馆学习充电。
通过这场运动，李健熙使三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改变了三星人的二流意识，让质量经营成为公司上下所有人的共识。
事实证明，这场变革来得太及时、太关键。
四年后，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大批韩国企业宣布破产。三星因为提前转型，并在风暴来临时，果断砍掉了卫星、卡车等不盈利的业务，成功度过了危机。
人才第一主义
做半导体，主要拼两样东西。
一个是钱。半导体就是烧钱的游戏，建一个工厂动辄数十亿美元，光是一台ASML光刻机，售价就高达1亿美元，还不一定卖给你，比如对中国就长期禁售。
另外一个是人才。在高科技行业，人才就是企业的命根子。
最近一两年，内地半导体企业在整个东亚疯狂“挖墙脚”，引起日韩两国的恐慌，韩国人放话：不怕中国抵制“萨德”，就怕中国挖人。
韩国人当然应该忌惮，因为三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就是人才战略的结果。
三星对人才的渴望，从李秉喆时代就开始了。这个帝国的创始人，很早就提出人才第一主义的信念。他声称，自己一生80%的时间都用在了育人选贤上。
李氏父子二人，个性差异很大。李秉喆锋芒毕露，善于表达；他有洁癖般的严谨，绝不允许半点差错，上飞机哪怕慢1秒钟，都会对秘书大发雷霆。
李健熙则相反，沉默寡言，很少袒露真心；他为人宽厚，允许下属犯错，且从不过问细枝末节，只关心大方向和战略问题。
但两人在人才问题上，却有着不谋而合的共识。
李健熙掌权后，对人才的重视，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2002年，他曾当着众多社长的面说：“以前，是几十万人养活一个君主；今天一个天才能养活20万人。”
他还以比尔·盖茨为例，说明韩国只要有三个比尔·盖茨，整个国家就能提升一个档次。而自己的任务就是，寻找三名这样的天才。
尽管性格内向，李健熙对识人却有一手绝活。
当年，父亲曾开除过一名干部。作为高中生的李健熙，却认为此人是人才，建议父亲将他请回来。结果，这个人后来为三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的同学看他插手大人的事，挖苦了他几句，他却说：“研究人的功课，我做得是最认真的。”这句话从一个内向的孩子嘴中说出，令人不寒而栗。
李健熙喜欢具有特质的人才，虽然不一定是全才，但一定要在某个领域拥有无人能及的天赋，同时还要有“从马车梦想到汽车”的狂热。
通过开展新经营运动，三星的质量得到飞速提升，但李健熙很快就意识到，要想走向全球，设计是唯一的武器。
为此，他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设计革命。
引领这场革命的，是李健熙从美国请来的两位天才。一位是美国工业设计大师高登?布鲁斯，另一位是IBM神童汤姆·哈迪，ThinkPad的设计负责人。
两人没来之前，三星的设计人员就是一群“穿西装打领带的农夫”，他们因循守旧，脑子里整天想着如何打败日本。
为了改变他们的心智模式，布鲁斯告诉他们，要忘掉敌人，专注于设计。同时，要求他们每年到海外学习三次，出国期间，不许说韩语，不许用筷子。
汤姆·哈迪则以自己的经验，为设计师们开阔视野，启发思路，并建议三星引用韩国传统文化来表现自己的设计理念。
在两位大师的指导下，三星的设计水平突飞猛进。从1998年开始，三星频频荣获美国工业设计奖（IDEA），成为获奖最多的公司。
为了吸引人才，李健熙打破常规，为他们开出比CEO还高的薪水。他本人则亲赴日美欧等人才聚集之地招揽人才，从全球500强企业里挖人。
如今，三星已建成以三星综合技术院（SAIT）为核心的三级研发体系，同时还推行地区专家制度，每年派遣优秀人才到海外学习。
在李健熙看来，“不管这个人才有多贵，只要需要，就一定要招进三星。”而他的下属也清楚，凡是会长看上的人才，无论花多大代价都得拿下。
2001年，三星盯上一位半导体专家。本来约好9月12日签约，结果头天早上发生了911事件，全美所有航班停飞。眼看事情就要泡汤，人事科科长李宪凤不顾疲劳，连续驾车13个小时，亲自赶到对方家中。
挖人可以不惜血本，但人才守不住，李健熙可是要发飙的。有一次，三星一位总裁被现代汽车挖走，李健熙不依不饶，一直找到总统那里，把人要回来才算完事。
三星最经典的一次挖角，是从台积电挖走梁孟松。
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梁孟松则是台积电的元老，FinFET工艺负责人，其功劳被认为仅次于公司技术副总蒋尚义。
2009年，梁孟松突然从台积电辞职，离职前跟公司签下竞业禁止协议。
之后，梁孟松前往韩国，在一个叫成均馆大学的地方任教。在那里，他只教一门课，每周授课时间不超过3小时，学生只有10人。
外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成均馆大学就是三星投资的。台积电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有一次，梁孟松在邮件中不小心说漏了嘴，用三星的邮箱给导师写信祝寿。
根据后来披露的事实，梁孟松在成均馆大学的学生，都是三星的资深技术人员。
坊间一直将三星在芯片代工上的崛起，归功于梁孟松的“叛变”。但这种说法显然言过其实。事实上，三星早在2004年就开始做芯片，后来一直替苹果做代工，实力不容小觑。
三星不仅挖走了梁孟松，还曾打过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的主意。
据张忠谋自己透露，1989年李健熙到台湾视察业务时，曾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但被他婉拒。李健熙不知道的是，张忠谋早在两年前就成立了台积电。
帝国的隐忧
今天的三星，紧扼全球手机产业链的命脉，势力可谓如日中天。然而，跟许多盛极一时的帝国一样，三星也有诸多隐忧，如芒刺在背。
隐忧一：财阀死结
三星从创立伊始，就跟政治扯不清关系。
最早在二战和朝鲜战争中，得到李承晚政权的扶持，迅速腾飞。60年代初，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向李秉喆等人开出一个条件：要么加入他的发展计划，要么蹲监狱。
从此，三星就算是被绑上了“政治”这辆战车。从朴正熙到全斗焕，乃至金泳三上台、韩国民主化以后，三星始终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韩国政府，有不少高官、检察官、法官来自三星举荐。而三星在每一次关键的历史时期，都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扶植。
90年代进军面板行业，韩国政府为三星提供了60亿美元低息贷款；21世纪头十年，三星又获得87亿美元税收减免，这些钱在当时够建四个半导体工厂。
攻克4M DRAM技术期间，韩国政府牵头，联合三星、现代和LG，赶超日本企业，三年投入1.1亿美元，政府承担了其中的57%。
然而，政商关系是一把双刃剑，一不小心就会伤及自身。
在1961年的军事政变中，李秉喆被定为非法敛财罪，被迫捐赠了所有财产。
几年后，朴正熙为筹集大选资金，鼓动李秉喆走私糖精，事件曝光后，李秉喆自己背了黑锅，气得他恨恨地说：“孟熙，永远不要相信搞政治的人。”
因为与政府走得太近，李健熙和儿子都曾被起诉过。他自己更是两次被判入狱，一次涉嫌行贿总统，另一次涉嫌偷税和非法转移控制权，所幸均被总统赦免。
在韩国国内，民众对三星的争议很大。尽管其体格庞大，政府和民众也不希望其倒下，但过于密切的政商关系，始终是悬在三星头上的一颗定时炸弹。
隐忧二：继承人问题
从李秉喆时代起，继承人就是困扰三星的老大难问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李氏三兄弟围绕“太子”之位展开激烈争夺，其过程惊心动魄。最终，李健熙胜出，而他的大哥和二哥，却命运多舛。
大哥孟熙失去父亲的信任，远离权力中心，最后客死北京；二哥昌熙因举报父亲，被逐出韩国，最后得白血病死在了洛杉矶。
到了李健熙时代，虽然只有一个儿子李在镕，但烦恼一样不少。这其中，三星的控制权是李健熙最操心的。
多年来，李氏家族通过交叉持股，以不到2%的股权控制着整个三星。在这个链条中，爱宝乐园是关键一环，它是三星生命保险的大股东，而后者是三星电子最大的股东。
目前，爱宝乐园的最大股东是李在镕，但其控股过程充满了争议。
2008年，李健熙涉嫌以非法手段，向儿子转让爱宝乐园债权，遭到法院起诉，被判入狱3年。此前一年，他因为这件事，已经被迫辞去会长职务。
父亲被判入狱，儿子接班，这事看起来顺其自然。但没了李健熙的三星，仅仅坚持了一年零六个月，就因为冰箱爆炸事件陷入被动。
后来，不光李健熙坐不住了，就连韩国政府和民众也站了出来。政商界大佬纷纷要求放人，总统李明博就坡下驴，以平昌冬奥会的名义，特赦了李健熙。
但三星的劫难并未就此结束。2017年，李在镕因涉嫌向崔顺实行贿，获刑5年。这意味着，三星的权力交接中途夭折。
更要命的是，儿子入狱，老子年事已高。如今的李健熙已是70多岁的老人，身体每况愈下，2014年还因心肌梗塞住过院，此后淡出公众视野。
可以说，继承人已成为三星眼下最急迫的问题。
隐忧三：技术短板
尽管三星在内存、面板上实力超群，但它的优势主要在量产技术上，对于原创性技术还存在较大的短板，包括生产设备和基础材料都依赖进口。
这些技术目前掌控在日本、美国和荷兰等少数国家手中。
以日本为例，生产半导体芯片需要19种基础材料，日本在其中的14种材料上位居全球第一，总的市场份额高达66%。
一大批日本企业掌控着这个行业的命脉。例如，信越化学提供了全球27%的硅晶片；凸版印刷提供了全球30%的光罩（一种模具，用于光蚀刻）。
此外，还有全球最大的光刻胶生产商JSR，以及全球第二的玻璃基板制造商旭硝子。
311大地震时，全球半导体产业都跟着遭了殃。
生产设备方面，日本也不弱，在总共30多种设备中，市场份额达37%。其中，东京电子是排名前三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尼康和佳能是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光刻机制造商。
当然，这个领域的霸主是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几乎垄断了物理气相沉积（PVD）和化学气相淀积（CVD）设备市场。另一个巨头，荷兰的ASML则垄断了高端光刻机市场。
光刻机是半导体生产的核心设备，虽然三星入股了ASML，有优先供货权，但每年砸在光刻机上的资金也是个天文数字。
有一种观点认为，三星的威权模式阻碍了它在原创技术上的进步。
在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里，员工为了向上级表忠心，甚至会将袜子、皮鞋扔进酒缸，当众喝下。这种近乎疯狂的“愚忠”，制约了三星人的创造性思维。
但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相。日本企业之所以垄断了基础材料，是他们痴迷于技术、几十年如一日的工匠精神结出的硕果。当然，它们也因为“闭门造车”失去了终端市场。
值得警惕的是，三星的技术短板，也是中国企业的短板。
隐忧四：中国追兵
如前所述，三星有很多隐忧，但最大的隐忧来自中国的追击。
最近这些年，韩国人对中国半导体的忌惮溢于言表。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企业和韩国企业的打法太像了。
事实上，三星赖以成功的因素，中国企业几乎全都具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反周期投资为例，三星通过在行业低潮时逆势扩张，获得在内存、面板上的优势，背后依靠的是强大的威权模式，还有韩国政府的支持。
这些条件别的国家很难复制，中国则轻车熟路，只会比三星玩得更溜。
更让三星胆寒的是，经过多年在半导体上的“失血”，中国政府已经觉醒，不但发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还成立了集成电路产业基金。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一大批明星企业正在冉冉升起。
面板领域，通过多年的输血和补贴，王东升领导的京东方已经跃居全球出货量最大的面板厂商，不久前更是投产了全球首条10.5代线。京东方崛起的套路和三星几乎一模一样，那就是不计成本，越亏越投。
存储器领域，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下，在收购美光被美国政府拒绝后，赵伟国领导的紫光集团在武汉组建了总投资规模将达1000亿美元的长江存储，并于近期推出了首款3D NAND闪存芯片。此外，国内还有合肥长鑫和福建晋华两大存储器生产基地。2018年新年刚过，紫光又在成都奠基了投资规模高达2000亿人民币的以半导体产业为核心的大项目，并与重庆市政府和华芯投资日前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将共同发起设立注册资本达千亿元的国芯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重点投资紫光集团旗下的集成电路制造基地建设，未来10年在集成电路产业投入有望达到1000亿美元。
芯片制造领域，中芯国际不仅挖走此前跳槽三星的梁孟松，还有他的前领导蒋尚义。昔日台积电的两大元老，如今齐聚大陆。尽管中芯国际在制程上还远远落后于台积电、英特尔和三星，但前途不可限量。
综合各种因素，中国企业在手机产业链上赶超三星，只是时间问题。而在电视产业链条上，以、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也已在多年的积累后爆发出力量，逐步从追赶者成为领导者，也向三星发起了最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