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资讯讯 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下，智慧城市已成“数字中国”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如何共创解决方案，让整个城市的各个部分有机结合并运作起来，提升建设进度，是智慧城市落地的重点和难点。
如何通过生态共融，将城市的“改造者”转变为城市的“共建者”？智慧城市可以带来什么价值？理想的智慧城市图景是什么？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数据可以发挥什么价值？智慧城市共建者还能做什么？
围绕“城市与未来”、“数据与价值”、“机会与贡献”三大议题，腾讯WeCity加速器日前召开了智慧城市线上圆桌论坛。三位学员代表带着班级研讨的精华，与院士学者、行业大咖齐聚线上进行了深入探讨。
以下是精选的嘉宾观点
【致辞】
穆亦飞 腾讯云副总裁
【研讨嘉宾】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院士
司晓 腾讯研究院院长
安韧 特斯联联合创始人
贾西贝 华傲数据董事长
黄先锋 武汉大势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CEO
【圆桌主持人】
王景田 腾讯政务云副总裁
【课题发布】
王莹 腾讯云生态建设总经理
亮点速读
未来15年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智慧城市要围绕创新推进，要让人能更好地在城市里发挥出创造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智慧城市建设不仅仅是一个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更需要多线并行彼此支撑。
——腾讯云副总裁穆亦飞
智慧城市需要解决好城市精准服务及城市个性化发展两大问题。
——特斯联联合创始人安韧
在数据保护上，要平衡个人信息和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的关系，促进数据供给，持续推进政府数据开放。
——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
数据产业不能蒙眼狂奔；数据立法不能矫枉过正。
——华傲数据董事长贾西贝
政府的数字化能力是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驱动力。
——武汉大势智慧科技有限公司CEO黄先锋
腾讯希望与合作伙伴一同，立足城市发展的角度，帮助城市像一个生命体一样灵活地配合和协同。
——腾讯政务云副总裁王景田
腾讯WeCity加速器围绕入选学员所处的六大行业赛道，紧扣行业趋势及重点难点推出六大课题，分别在数字政府、智慧教育、智慧建筑、智慧社区、智慧出行以及智慧医疗领域，联合35个学员在接下来的8个月“共创”解决方案。
——腾讯云生态建设总经理王莹
城市与未来
王景田：去年腾讯推出了“未来城市”的理念，希望立足城市和发展的角度，支持城市能够像生命体一样灵活配合和协同。未来城市不仅需要硬核材料的技术支撑，也需要温度。那么智慧城市可以带来什么价值？理想的智慧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
安韧：根据我们WeCity加速器学员共同研讨的成果，我们认为智慧城市最终还是服务于人的，城市本身是死的，但是数据的收集、洞察、反馈以及服务的创造、共享、迭代，使得智慧城市变活了。
我们研讨认为智慧城市的图景有两个最美好的愿望，第一个愿望是精准服务和隐私保护，因为我们收到的服务越精准，它需要的数据就越多，这时候安全问题就成了大家比较关注的，所以我们都是希望在安全的前提下能够让居民获得智能化、人性化的体验。第二是在智能升级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城市的历史和个性，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它是教育城、医疗城或者是汽车城，在智能化统一升级的同时注重到自己的名片，而且注重自己厚重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
在这样两个美好的愿望之下，我们用AIoT这个行业的缩写对智慧城市图景做一个解读和延伸。把AIoT倒着看，第一个T是transformation，就是数据化，把一切物理发生的事情用数字解读出来，这代表我们感知城市的图景和愿望；第二个是O，我们的解读是online，是线上化、共享化，这里指的是开放式的图景；第三个是I，intelligentization，智能化，我们期待未来城市更多用机器决策代替人为的经验性决策，这里指的是智能决策者式的图景；最后一个是A，automation自动化，这里指的是未来我们能不能用很多机器人或者自动化的服务实现无人化服务的场景，解放人的重复性劳作，让人去做更有创意、更伟大的事情。
在智慧城市对大家的价值方面，智慧城市里的参与方分为市民、企业和政府管理者三大类。对于市民来讲，智慧城市的价值在于让人们获得今天还没有普及的更好的生活，比如基于8K、AR、云游戏这样的娱乐体验，更普及的线上教育，成本可接受的精准远程医疗，24小时的个人安全保护等方面，这些都决定着市民的生活质量；对于企业，城市对于企业的价值在于能够让它找到生产要素去发展、去开源，同时有办法降本节流，最终有利润。对于政府管理者，更多的是给他们带来一个坚实的基础，软件硬件一体化的新型设施，比如说数据的储存分析就取决于数据中心的建设、云服务的运营和数据能力的积累和标准化等。
司晓：疫情给我们经济社会按下了暂停键，但也给智慧城市提出了更高要求，或者说启动了加速键。实际上，这次疫情让智慧城市暴露了很多问题，但是政府力量和企业的结合迸发了很多创新，比如腾讯基于微应急的小程序应用，针对防疫场景的机器人外呼的SaaS产品等。
最近从中央到地方关于数字基建、数字经济、数字要素，包括数字化的转型政策密集出台，这是智慧城市业务的窗口。如何让智慧城市建设成果能够进一步推动新技术和治理现代化的融合，这可能是疫情带来的反思和机遇。
第一点，抗疫积累下来的模式要进一步进行标准化、常态化。不见面服务包括健康码在疫情过后的使用、包括疫情标准码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方向，也是创业者的机会所在。
第二点，数据互联互通也能取得进一步的突破，我们构建WeCity概念的时候提到过一个数据就是竞争力，这次疫情中也突出了数据的精细化服务以及与之相伴的智能化决策。
第三点，一些政务服务存在的问题，是部门间的数据孤岛造成的数据流通障碍。疫情期间，健康码等累积的基本经验，以后也能在生活及创业中找一些机会。
王景田：智慧城市能够弥补城乡之间在数字经济、科技发展方面的鸿沟。这一轮疫情推动了智慧城市概念的普及，包括用户习惯、技术进步。
邬贺铨：目前，全世界都处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预测到2050年全球城镇化率到50%，我们按60%算还有15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在城镇化的发展上至少还有15年才达到这个水平，这15年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很重要的时期。
未来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中国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智慧城市的得分，构建智慧可持续的城市，采取信息技术和其它技术来改进生活质量、城市运行服务效率以及竞争力，同时满足目前和未来对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也就是说未来在城市建设中，我们不仅仅让大众生活的更好，让企业有更好的生产要素的调度，也让政府更有效的管理。
这其中更多的是围绕着创新，创新涉及到人能够更好地在城市里发挥出他的创造力，我们不能只追求智慧城市的口号，更重要的是让智慧城市、让所有在城市生活的人都有实际的感受，让在城市集聚的企业感受到更好的营商环境，创新的要素能够迸发出来，为未来发展提供动力。
王景田：邬院士的观点是从全球化的角度、从全局看智慧城市的发展，非常强调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科技和创新的力量，也希望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为企业营造好的营商环境，为百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提高政府治理水平等。
王景田：中国智慧城市的发展阶段跟全球发达国家相比，距离到底有多远？基于中国的现状请大家预测一下，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几位嘉宾所描述的那个场景？
安韧：中国智慧城市的数量是非常多的，是全球的50%左右，因为我们各个城市都在参与这样的建设，所以从数量来讲是TOP1的；从成熟度来讲，我们智慧城市的统一性、政策细化程度、落实性应向新加坡学习，因为他们总体规划出来很多年，而且是执行层面的，从预算到垂直领域非常完整。
第二个问题说多少年，这里边有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如何找到一个可持续性的智慧城市盈利模式。目前盈利模式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拨款，二是房地产。在全球范围内没有找到最好的盈利模式，盈利模式不定企业就不知道如何持续的投入、持续的研发。我理解要回答多少年，可能更应该关注盈利模式的突破。
司晓：关于时间问题确实很难讲，可能5G的快速普及能把这个事情带到另外一个水平，根据5G的普及、硬件与终端的普及，可能把终端的建设水平带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做互联网行业预测三年、五年都是很不负责任的，确实也很难得出一个比较确切的时间。
邬贺铨：中国的智慧城市发展跟发达国家是同步起来的。我们在智慧城市方面的差距是什么呢？首先，城镇化的起步晚了很多年；其次，我们的城市中心城区是不错的，但周边就比较差，也就是说我们城乡的融合比较差。
更重要的差距是中心城市城市群的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城市群带动辐射的作用还不够大，这方面是我们的差距。当然优势是政府掌握的资源比较多，可以比较快的改进，我认为我们还处在城市群的高速发展中。
至于说未来智慧城市什么时候能达到愿景？首先这个愿景不是固定的，整个智慧城市的愿景是变化的，我觉得智慧城市永远在路上。
王景田：我自己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中国那些大城市跟国外相比较而言还有差距，但是差距不是很明显。我们主要的差距是大量的二三线城市离我们愿景比较远。所以也希望在座院士、科技界精英，我们腾讯和所有合作伙伴一起共同努力快速推进中国智慧城市发展。
数据与价值
王景田：政务数据公开将在智慧城市的建设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数据可以发挥什么价值？如何在有效保护数据的前提下发挥数据价值？
贾西贝：根据我们WeCity加速器学员共同研讨的成果，关于数据在智慧城市中如何发挥价值，我们主要有六个核心观点。
第一，城市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数据在智慧城市中的第一价值是数据为民，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第二，智慧城市应该是用数据决策、让数据思考、用数据管理、对数据负责的城市。
第三，在城市中数据有限、价值无穷。城市中的数据是有限的，但城市数据资源中蕴藏的价值却是无限的，因为数据可以无限次共享、无限次复用。
第四，在城市中数据无界。城市中的数据是无界的，各处都有数据，但数据上的应用是有界的，边界就是算法的价值观约束。
第五，数据的价值释放和监管保护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两面都要硬。
第六，确权和确责是释放数据价值的钥匙，是数据安全使用的基础，不仅好数据、优质数据对智慧城市价值巨大，坏数据、混乱冲突的数据在智慧城市中一样蕴含着重要的价值。
数据的价值，分为个体数据价值和群体数据两个方面：首先是个体数据在城市的操作型应用场景中的价值，其可为市民、企业提供更加便捷而且更加透明的服务；另外，我们觉得群体数据在分析型场景中蕴含着巨大价值，数据为智慧城市的各项决策提供了很好的支撑，通过城市大脑、IOC、大中小屏等，数据的分析价值和统计价值得以释放。
在数据保护方面，我们认为下面几个方面比较重要：一是法律层面，数据的确权确责、合规合特、数据立法等等都重要；二是技术和工具层面，数据脱敏、数据加密、数据痕迹与留痕，反泄漏、反篡改等等都很重要；三是管理机制方面，权责清晰，明确的数据保护官、数据保护小组、保密协议、背景审查等等都非常重要。
司晓：在当下这个时代说数据比石油更重要我觉得也不为过，这是数据的一个价值方面。我重点说一下数据保护方面，主要有几点建议。
第一，无论疫情期间还是后疫情时代，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对平衡个人信息和产业发展、技术创新，都要根据情况及时做调整。
第二，促进数据的供给，比如政府的数据，在西方这个是比较明确的，所有的数据开放是政府的公共属性，应该明确这里边的数据开放，更多是公共数据。
第三，在数据流通和竞争方面，数据是多重权利的映射，并不是个人的，可能跟企业秘密有关、可能跟其它权利主体相关，涉及到的权利主体，涉及到三方认证还是比较重要的。
第四、数据安全方面，应该是技术上多种手段综合运用，不光要考虑商业层面，更要考虑国家安全层面。
邬贺铨：关于数据的问题，这次疫情期间政府、企业利用与疫情有关的大数据来实现疫情的防控和测量复工复产的程度，应该说有很多很好的表现。我认为大家今天谈这个问题，更多是在数据的开放、利用、共享、隐私保护、安全等问题上有很多担心。关于这些，我谈四点认识。
第一，对数据的要素映射问题。数据要素不是谈经济发展中的要素，而是社会治理中的要素，如何开放、怎么开放是需要考虑的重点。
第二，是法律问题。未来我们还需要有更好的法律，比如说不仅仅是政府开放数据，在疫情期间政府收集了企业数据，我们有些企业至少是运营商的数据也开放给政府了，政府通过运营商的数据来定位这个人。就法律而言，政府是不是有权向企业收集数据，这里边也是一个法律问题。
第三，国家数据开放的要求不明确，就是开放什么样的数据、共享什么样的数据，实际上这涉及到怎么把握度的问题。另外开放是开放了，那时效性怎么样、质量怎么样，也需要重点考虑。
第四，数据隐私安全防护和我们发展的关系。要妥善处理数据的保护和数据的利用的平衡，否则一味强调数据的保护，那所谓数据要素很难得到发挥。
王景田：在数据这个问题上最大的困扰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跟数据开发利用方面找到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其实见仁见智，平衡怎么掌握，需要法律界定。
机会与贡献
王景田：前几天发改委公布，新基建主要包括信息的基础设施、融合的基础设施、创新的基础设施三个方面的内容。新基建可以想见是作为城市建设的底座，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企业作为智慧城市的贡献者参与进来。那么腾讯和在座的科技企业作为智慧城市的共建者，在加速智慧城市建设进程中还能做什么？
黄先锋：根据我们WeCity加速器学员共同研讨的观点，我们认为智慧城市建设参与方有企业、政府、老百姓，智慧城市的发展从我们的观点上来说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疫情前的智慧城市建设，一个是疫情后的智慧城市建设。疫情前的智慧城市建设以政府为主导，建设重大的基础型设施，以解决基础性问题为痛点和目标，疫情前的主要资金驱动还是来自于政府，从宏观的角度做智慧城市建设。疫情后的智慧城市建设来自于突然的疫情压力使得政府以社区为单元加强治理方面的建设，这次疫情驱动下的建设仍然还是政府主导的。
在未来智慧城市建设中，首先企业应该有自己的生态观点，我们在大的生态里做什么，结合自己擅长的领域、体量和自己掌控的资源提前布局，提前挖掘一些潜在的非热门需求。同时也要思考，后疫情时代，包括应用方面、推动方面，是否还会有这么强的推动力，以及如何解决推动力的问题。
司晓：对于一个城市的运营者来说，首先需要拥抱新技术升级城市，智慧城市的发展初期需要基建的大投入，政策推动下的技术投入的初期，这时候政企合作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
第二是新的技术，创业者通过技术提升城市的治理能力。对于技术提供方，需要把握智慧城市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比如在公共安全、智慧交通、智慧教育这些领域，在疫情后应该是有探索的机会；其次，我们城市用了小程序这样综合的移动入口，类似健康码也带来一个新的机遇；最后，都市圈的数字化成为智慧城市的新外延，在这个过程中从智慧城市到智慧都市，到单一的城市、跨区的协同，甚至是智慧城乡的结合，还是有一些新机会。
邬贺铨：从这次疫情来看，我们智慧城市的城市治理方面有做的比国外好的地方，也有不够好的地方。首先，城市的社区管理包括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组织是比较健全的，跟境外比我们基层单位的作用更为显著；网格化的管理，对政府及时掌控城市的运行状态比较有利；把城市执法部门综合起来，包括市场监管、公共环境、卫生管理等部门，在国外也不容易做到；第四，营商环境也在改进，“最多跑一次”这些趋势，应该说是我们做的好的。
但是有几个方面是做的不够好的，包括智慧城市的目标不切实际；重复建设比较严重；智能化程度不高；城市大脑功能的定位不清晰；数据开放进展不大；对物联网的安全隐私保护重视不够；城市的软环境还不适应智慧城市的建设；运营模式有待创新等等，这些问题我认为正好是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机遇。正因为有问题、有不足，所以我们发展智慧城市才有方向和目的。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资金方面，我认为有很多方式可以把智慧城市的一些建设当成一种服务外包出去，这有可能可以解决智慧城市投资问题。另外，智慧城市的管理比智慧城市的建设难度更大，因此我认为智慧城市的机会和贡献方面我们还有很好的机会，但是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这点上政府、企业、市民都有各自的责任，共同把智慧城市建设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