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在疫情流行起来之前，硅谷就出现了一批“末日准备者”，他们囤货，找地堡，买枪，随时随地准备逃生。一方面是媒体的冷嘲热讽和大众的不解，另一方面，这个末日准备者的队伍却在不断壮大。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准备？为什么末日准备者最先出现在硅谷？记者通过亲身经历和采访，为读者解答这些问题。
The Prepared 的网站负责人之一乔恩·斯托克斯（Jon Stokes）正和他的女儿在德克萨斯的家中躲避疫情。图中他的女儿正在用一个管子吹气生火。以前提到“为末日做准备”会遭人嘲笑，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末日准备者的队伍 | 图片来自《纽约时报》，摄影师Tamir Kalifa
本文来自《纽约时报》，作者Nellie Bowles，原文标题“I Used to Make Fun of Silicon Valley Preppers. Then I Became One.”
硅谷的末日准备者们
在硅谷里，工作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几年来，硅谷的“末日准备者（Silicon Valley Prepper）”是硅谷生态系统中最容易遭人嘲笑的群体。在大部分人眼里，他们可能是这样一群人：做廉价的软件工作，偏执，开发只值0.99美元的游戏，随时随地准备逃生包，在新西兰投资地堡掩体，在网络云端分享世界末日来临时如何生存。
他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祥和的硅谷，但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却是在为末日的到来做准备。
现在新冠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这些末日准备者的行为似乎得到了解释。这些程序员和创始人囤面粉和卫生纸的行为，现在看起来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高明的。
他们很早就戴上了口罩，准备好了Purell免洗洗手液。他们敢于和科技媒体对抗，后者到2月下旬才开始建议大家减少不必要的出差和握手，而末日准备者们早早就开始实践这一切。此外，他们还进行了大量关于新冠疫情的投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名叫“The Prepared”的网站在他们之中流行起来，里面有类似《末日准备者初级指南及清单》及《为什么你需要为末日组好准备》。网站的创始人是硅谷的老牌企业家约翰·拉米（John Ramey），他于2018年创了该网站。
他在落基山脉的某一处同意接受我的电话采访：“人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前几十年的稳定是少有的、脆弱的。现在疫情的到来让人们开始担忧，但是早在疫情之前，人们就已经见证了气候变化、资本主义的不稳定和不公平、二战后世界体系的崩溃，等等。我们的世界要面临崩溃了。”
为什么末日准备者最早出现在硅谷？
当普通人后知后觉开始为疫情囤货时，在硅谷，末日准备者早就已经是个流行词了。为什么对于这些处在世界科技前沿的人来说，他们总觉得灾难近在咫尺呢？
当然，从地理学上讲，可能是因为硅谷建在了地震带上，所以他们的忧患意识比别人强烈。
从经济上讲，他们的钱来得快去的也快，很容易造成不安全感。
从技术层面讲，可能是因为硅谷人总是想着如何破坏一个系统，所以他们知道破坏系统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但是，最可能的解释是，硅谷中聚集了人类中最聪明的一些人，他们刻意训练自己对各种各样的意外保持积极乐观。在旧世界里，东海岸的人往往是保守、怀旧的。但是在一个满是初创企业的新世界里，这里的人会很高兴看到自己犯了错误，或者自己的设计还有缺陷。因为这意味着你有机会做发明、做改进，也意味着你有钱可以赚。
硅谷末日准备者：是傻瓜还是未来的幸存者？
山姆·艾特曼（Sam Altman）是硅谷人工智能小组OpenAI的负责人，也是末日准备者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当他看到2016年《纽约客》刊登的一篇文章之后，就开始从以色列国防军手中囤大量的枪支、黄金、碘化钾、抗生素、电池、淡水资源、防毒面具等，并且在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大苏尔地区囤了地。
现在他人没有在大苏尔地区。当我拨通他的电话后，发现他还在旧金山和自己的兄弟马克斯·艾特曼（Max Altman）工作，为疫情筹备口罩。
对于山姆来说，现在媒体对病毒长篇累牍的报道，对他们硅谷人来说没有意义。“我觉得有意思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硅谷人做对了’，而不是‘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其他人做错了’？我觉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每当科技行业说某某东西是坏的，媒体就会站出来说科技行业的人是错的，会嘲笑我们的大惊小怪，如果这样的嘲笑能获得点击率，他们会毫不犹豫这么做。他们（媒体）总是嘲笑发出警报的人。”
The Prepared的创始人拉米向记者展示自己囤的口罩 | 图片来自《纽约时报》，摄影Benjamin Rasmussen
早在一月和二月，山姆就注意到硅谷著名的投资者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杰夫·刘易斯（Geoff Lewis）等人开始转发大量有关新冠病毒的推特。
2月13日，美媒Vox发表了一篇名为《请不要握手：科技行业对新冠病毒感到畏惧》，这篇文章让很多硅谷末日准备者感到愤怒，他们觉得自己被嘲笑了，也觉得公众根本没有听进去他们的警告。那时候大部分的主流媒体都在报道世卫组织和美国政府的反应，这些报道只字不提戴口罩的重要性，对病毒的危害也是轻描淡写。
但是硅谷末日准备者的队伍却在不断壮大。艾瑞·保罗（Ari Paul）是硅谷一家加密货币投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看到投资者斯里尼瓦桑的推特之后，就开始进行囤货。“我买了一些橡胶手套，买了一个月的食物和水，然后还取了够花几个月的现金。”保罗告诉我他有一套在乡下的房子，为了“以防万一”，他在房子入口放了一把砍刀。
还有朱莉·弗雷德里克森（Julie Fredrickson），她最近卖掉了自己的化妆品公司。因为她的供应商在亚洲，而疫情让供应链阻断，她考虑再三后决定从中抽身。朱莉在东海岸长大，现在却居住在曼哈顿。当我见到她时，她向我展示自家的“水砖”和睡袋。
当我也加入“末日准备者”的队伍
最后一个做出改变的是我自己。我在硅谷做了这么久的报道，一直觉得硅谷的末日准备者是杞人忧天的愚人，他们把自己当成精英，想要通过一场灾难把其他人甩在身后。
但是在一月份左右，当报道亚洲疫情的新闻越来越多后，我也开始买手套、戴口罩，并且按照The Prepared网站给出的建议做准备。不得不说，这些建议是有它的道理的，它的核心就是“在灾难降临时，最小程度地依赖国家社保体系，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我开始想象世界末日来临时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我觉得它应该和那种第一人称视角的游戏一样，我在夜里蹒跚而行，在一个毁灭后的世界寻找生存的机会。
很快我就准备好了一个救生包。里面有感冒药、头灯、沙丁鱼罐头、手套、护目镜、防水布、Vipertek VTS-989款电击枪和口哨。因为有了这个救生包垫底，我可以把其他珍贵的物资寄给我的父母，把高质量的口罩和洗手液送给我的朋友。我把这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又给地方诊所捐了一些钱。
我也开始注意到，那些最开始嘲笑硅谷末日准备者是“傻子”的人，现在又嫌这些准备者在“自鸣得意”。当然，有些末日准备者确实有些得意，但是大部分人都忙于做准备，对这样尖酸的言论不屑一顾。
末日准备者的话题：“怎么样才可以买到枪？”
十年前，拉米（Ramey）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圣马特奥（San Mateo）定居，并担任线上广告创业公司isocket的首席执行官。有一天，在和一位创始人喝完咖啡后，拉米无意中看到创始人的后备箱里有一个大袋子，里面都是发生灾难时的应急物资——创始人解释道，这些应急物资包括医用急救箱，部分食物和水，地图，指南针，电缆，以及可以切断安全带的锋利刀片。
拉米回忆道，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决定成为硅谷的末日准备者。
几年的时间里，准备者们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圈子，拉米经常会被各种创始人问：“你这些工具要怎么摆在一起？”或者是悄悄问：“要怎么样才能买到枪？”
后来，拉米开始担任奥巴马政府的创新顾问。他和别人共同创立了国防创新实验单元（Defense Innovation Unit Experimental），这是美国国防部在硅谷成立的科技成果转化试验组织机构，主要负责将民间的新兴前沿技术引入国防部。后来这个项目把“实验”二字从名称中去掉，把它转化为一个常设的国家部门。
在政府部门工作过之后，拉米对国家抵御危机的能力失去了信心。
“我曾经以为那个机构里聚集了很多聪明人，他们正在处理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当我走进房间一看，我发现我想错了。他们真的还在用软盘运行核代码。”
当特朗普当选之后，拉米觉得需要开始认真为末日做准备了。2016年，他从湾区搬到科罗拉州。他觉得美国人需要比以往更加重视末日问题。但是他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偏见：在大部分人眼里，末日准备者都是这样一副古怪的形象——隐藏在乡下的掩体中，偏执，保守主义，担心核弹爆炸和全球革命。
他也遇到过一些极端的末日准备者，自己只是想请教如何把地震逃生工具整理好，对方却和他讲希拉里如何计划偷自己的孩子。
成立The Prepared
拉米想要为末日准备者搭建一个国际化的、自由的线上平台，让那些担心气候变化、社会不稳定和政府出现危机的人，能够在这里相互交流。
拉米最开始做了一个谷歌文档，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一招行不通。最后他创办了The Prepared网站，并招募了科技新闻网站Ars Technica的创始人之一乔恩·斯托克斯（Jon Stokes）。
斯托克斯说：“在我的圈子里，大家普遍都有一种断裂感，就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突然出现了。然后大家开始反思：也许这个世界并不会按照我们期望的样子去发展。”
拉米将The Prepared网站的用户称作“理性的准备者”，因为他们会不断计算风险值，根据风险做不同程度的准备。拉米表示，这样的群体不可避免地遭到其他人的攻击，但是管理员尽量不让这些人进入网站，任由其宣扬阴谋论，引发混战。拉米的很多读者都喜欢低调行事，不希望朋友或者邻居觉得他们是古怪的偏执狂。
疫情让硅谷末日准备者重新出现在聚光灯下，他们的队伍壮大到原来的三倍。新加的投资者中还有Google AdSense的创始人以及Facebook和Twitter的高管。
这样的变化不乏讽刺意味。硅谷内部有这么多末日准备者，但正是硅谷的科技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基础设施，帮助美国经济腾飞，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从此杂货店不再囤货，而是依赖于完善的物联网进行统筹和配送。就连医院也开始只储存够用几天的设备，没有准备的意识。
斯托克斯说：“做末日逃生的准备其实是为了把我们从一种‘一切都已经最优化’的惰性思维中解放出来，让我们评估真实状况，并做出自己的决定。”他正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农场躲避疫情，“我有太阳能电池板和大容量电池，也囤了一些杂货，但是我的医疗资源没有准备充足。”
来自富人的担忧：“他们会来抢我们的食物”
虽然疫情导致大量初创公司裁员，但是很多人仍然把眼下的混乱视为一种机会。
投资者们一直在寻找那些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初创公司。一位社交媒体公司的主管告诉我，病毒给未来五个月带来的变化将抵得过平常五年带来的变化。医生们现在开始通过Zoom看病，学校开始上网课、开设线上讲座，各个公司开始适应全员在家办公的模式，线上购物比以往更加火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现在电影院已经让位给流媒体，健身馆败阵给线上健身教学视频，2010年我们期待的虚拟现实社会正在成为可能。
对上述改变的需求本质上是对科技的需求，而硅谷的科技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点，并且可以给美国经济注入一股强心剂。但是这样的改变依旧会让很多“理性的末日准备者”感到担忧，因为这样的科技会加剧社会不平等，最终导致革命性的社会大爆发。
拉米说：“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亿万富翁开始觉醒，他们会说‘我们不能任由社会这样发展，总有一天那些人会来抢我们的食物’。”当富裕的一小撮人开始为病毒危机做准备时，他们也意识到了来自社会层面的更大的危险。
丹妮尔·莫里尔（Danielle Morrill）是一位企业家，他于2017年卖出了一家分析初创公司，是The Prepared的投资者之一。她最近从旧金山搬到了丹佛，在这里为末日的到来做准备。
她说：“突然有一天我开始意识到，这种（为末日做准备的行为）其实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