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创始人任正非
文 | 王珊
对竞争的清醒认识
早在2003年，任正非就料到了华为如今的局面，他曾作过一个比方，说两支队伍爬山，从两个方向登向山顶，终有相遇和战斗的一天。他没想到的是，华为迎战的并不是美国的通讯企业，而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
当时，华为的交换机产品已经开始挺进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实现了在国际各大主流市场的突破，移动终端产品方面也开始布局。为了避免现在局面的产生，任正非等人甚至想了一个方法，即将公司卖给摩托罗拉，为华为戴上一顶美国的“牛仔帽”。彼时，诺基亚和摩托罗拉两大巨头双雄并立世界手机市场，华为的手机还很不起眼。
两家公司都已经谈好了价格，还签了合同。如果一切顺利，华为将戴着摩托罗拉的“护身符”，打遍全世界。任正非名下现在也很可能多出一个产业，即打造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机王国——那时候中国的拖拉机厂正处于崩溃状态，任正非等人想把所有的拖拉机厂买过来，他们有技术解决拖拉机漏油、发动机不耐高温的问题。
不过，随后摩托罗拉公司内部出现了人员调整，新任CEO否决了收购案。是继续做华为，还是去卖拖拉机？公司进行了投票，公司里的年轻人都坚持要在电子领域继续做下去。任正非表示同意，他说：“你们都要做好准备，十年后我们将要跟美国比赛谁做得好。”
任正非一直对竞争和生存有着清醒的认识。2000年任正非发表演讲《华为的冬天》。他在演讲里说：“十年以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要知道当时，华为2000财年销售额达220亿元，利润以29亿元位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任正非总是对员工说：“活下去，永远是企业的硬道理。”
也因此，任正非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公司的管理上。如果不算今年，过去的十几年里，他只接受了两三次采访。他还将华为董事长的职务交给了孙亚芳，只因为“要签这个文件、那个文件，那都是杂事，都是打杂，跟清洁工一样”。“我希望自己更多的精力用在内部，而不是外部。我愿意做的就是万事都不管，就管这个公司，我的性格使然。”
2019年5月，任正非在深圳华为总部接受媒体采访时，展示跟女儿孟晚舟的合影。
任正非的理念和性格与他早年的经历不无关系。他出生在贵州安顺，抗战时期，父亲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官。在任正非的印象里，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才安稳躲过了后续的动乱。1963年任正非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合并为重庆大学），毕业后入伍成了一名基建工程兵。
任正非还记得施工现场经常是数十平方公里没有一间房屋，部队全都睡在草地上，后来工厂拨款建了大批的土坯房，漏风、漏水，“吃着世界上最大的苦”。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任正非带队研制出国内第一台空气压力天平，弥补了我国仪表工业的一项空白。
然而因为父亲的原因，在部队，一切入党、立功、受奖的机会都与任正非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现，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任正非曾回忆，1978年33岁的他作为代表出席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任正非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此后，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任正非也没啥欣喜，很多奖品都是别人代领回来，他又分给了大家。
如果不是后来的裁军，任正非可能会按照他原本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的军旅生涯继续往上升迁，但1982年任正非的人生岔向了另外一边。
他从部队转业到深圳南油集团，随后他在家庭和事业上遭到双重打击。在一次生意中任正非被人坑了200多万元货款收不回来——当时内地城市月平均工资只100多元。任正非被辞退，妻子也与他离了婚。他跟父母租住在一个小房子里，阳台作厨房。“我们这种人在社会上，既不懂技术，又不懂商业交易，生存很困难，很边缘化的。”任正非回忆当时的窘境。
任正非说早年的经历使他习惯了平静的生活，也培养了他现在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但从去年开始，他频繁出现在媒体上，浅色的西装外套搭配白色或者蓝色的衬衣，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虽然皱纹深深浅浅地布满了他的脸，但任正非精神头很好，笔直的身板上仍有14年军旅生涯留下的底色。
他坦诚地应对每一个来访的媒体，回应了媒体关注的“一切”事情，包括女儿的加拿大事件，5G以及华为的海外布局等等。“我也不只是为了救我的女儿，也为了救我们公司，所以我要挺身而出。”
自主研发
1987年华为创立，任正非当时已经44岁。迫使任正非脱离体制内“下海”的，与其说是勇气、胆识或前瞻性，不如说是生活的无奈。任正非最初是凭借深圳特区信息方面的优势，从香港进口交换机到内地，以赚取差价。这种交换机，主要用于企业内部电话分机。事实上，对于处在深圳的公司而言，背靠香港就是最大的优势，至于是代理交换机还是代理减肥药，对任正非这样的门外汉都是一样的，都是要从零开始的。
卖了一段时间交换机后，任正非对中国的通信产业现状有了初步了解。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电信产业漫长而艰苦的探索阶段。1978年我国固定电话年末用户只有193万户，书信、电报是人们的主要沟通方式。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促进通信产业发展的政策，从 “六五”时期到 “八五”时期，通信投资绝对额在每一个五年计划时间内都要增长一个数量级。“八五”时期的投资总量相较于“五五”时期增长了120倍以上。这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电信局普遍缺乏交换机，程控交换机的毛利超过40%。
然而与西方国家高速发展的移动通信相对照的是，国内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很弱，市场被国外产品长期占据，更是有着“七国八制”的说法：8种制式的机型来自7个国家，包括日本的NEC和富士通、美国的朗讯、加拿大的北电、瑞典的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比利时的BTM和法国的阿尔卡特。任正非看到了中国电信行业对程控交换机的渴望。做代理的日子虽然还过得去，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进入交换机代理市场，利润逐渐被摊薄，做代理不是长久之计。
任正非当时有一篇文章——《对中国农话网与交换机产业的一点看法》，里面就表达了对市场形势的长远看法。文章里面提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像中国这么多的交换机生产厂家，各厂家各自为政，很难使国产交换机的整体水平提高档次，也是产生许多短期行为的原因。现在的现实，好的厂家都会被拖垮，差的厂家又成不了气候。中国的通信工业处在一个非常时期。”
图 | 视觉中国
华为的第一个产品JK1000交换机，用了一年的时间研发成功。不过作为初代产品，JK1000有不少地方技术不够成熟，出现了很多事故，遭到投诉。与此同时，技术的更新换代，导致了这种交换机被数字程控交换机取代。任正非下决心研发C&C08数字交换机。这一决定使得华为面对巨额研发投入捉襟见肘。为了筹措资金，任正非甚至借了高利贷，利息高达20%~30%。任正非当时对华为的干部们说：“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
1994年，C&C08交换机全面通过广东省邮电科学研究院测试鉴定，邮电系统内部对这款中国自主研发的产品充满期望，给予了很大的容忍空间，给了华为很多的改进意见和建议。华为也耐心地听取意见，进行了产品改进。1995年，C&C08交换机通过邮电部的生产定型鉴定。同年，中央提出了“村村通”计划，抓获这一契机的华为斩获了13亿元的订单。C&C08在技术上已经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所以，华为也借助它撬开了海外市场。1997年后，C&C08一度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服务上亿用户，为华为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除了价格和技术之外，任正非一向对产品的服务水平很重视。很多人说，华为的很多产品也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技术领先于对手，而往往是“用三流的产品卖出了一流的市场”。这一点也不为过。C&C08交换机刚面向市场时，在国外众多产品的竞争下，加上中国电信部门长久以来信任国外产品，交换机卖不出去。当时，华为把苏州市的邮政局局长请到了深圳，专门租了一辆奔驰，任正非亲自给他开门，邮政局长很感动，觉得我们总得帮华为一把，所以才有了后面在农村部署市场的机会。
任正非注重用户的体验。1998年开拓黑龙江市场，当时西门子、阿尔卡特等电信巨头只有四五个人负责，而华为在黑龙江办事处的员工总数达到220人，分别驻扎在12个地区营业部。客户有任何需求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反馈，华为也会即刻派技术人员去处理。通过这种模式，华为与客户发展成为了可信赖的伙伴关系，也就此搜集和获取大量的用户信息，通过分析与判断，对未来市场的发展方向有了预判。比如，“宽带”在1999年开始成为市场主流业务，而华为早在两年之前已经做好了布局。
最会分钱的老板
在一次采访中，任正非将2000年到2008年称作他个人精神最痛苦的时候，“几近崩溃”。这里很大一个原因是他对3G网络的方向判断。2000年时，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开始竞标3G牌照和无线频谱拍卖，各家运营商总计投下约900亿美元。德国更是创下了高达458亿美元3G牌照的拍卖纪录。但由于缺乏移动上网的应用，许多研发者在负债累累中留下了几近无用的3G牌照就离开了。美国《彭博商业周刊》以“泡沫的故事”“一场欧陆大灾难”来形容欧洲3G愿景的幻灭。
任正非看好3G网络的应用前景。从1998年开始，华为消费者终端CEO余承东就开始拉起队伍搞3G预研，华为投入40多亿元，并于2001年做出产品。但由于国内迟迟不发3G牌照，华为无线产品线亏损严重。任正非经常接到高层的邮件和报告，“你这个决策错了，会葬送华为公司的”。任正非一度得了抑郁症，甚至想过自杀。每当意起的时候，他就给一个老同事打电话，聊一聊心里就会好一些。
“我是度日如年，这个决策没有其他人承担责任，必须要我自己承担选择的责任。那8年看到别人赚大钱，我们不能赚钱，万一我真的错了怎么办？”任正非曾回忆。好在，到了2008年国务院明确同意启动第三代移动通信牌照发放工作时，任正非的第一反应是，“我们的设备可以用了”。第二年，华为全球销售收入218亿美元，增长19%，约合1491亿元人民币。同年，无线接入市场份额跻身全球第二。
这一系列的经历使得任正非更加坚信核心技术的重要性，从2008年开始，华为就开始为5G布局预研。目前，华为已获得了50多个5G商用合同，在全球供应5G基站数超过20万，处于第一领头军的位置。任正非向媒体介绍，华为至少有700多位数学家、800多位物理学家、120多位化学家，还有6000多位专门做基础研究的专家，再加上6万多名工程师，构成一个研发系统。
据报道，华为在全球的18万员工中，研究人员就占到了45%，每年的研发包括基础研究的投入占销售额的15%左右。2018年，华为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达到了150亿美元，未来5年将超过1000亿美元。
今年8月份，华为鸿蒙系统面世。
从华为创立到现在，任正非一直被称为“最会分钱的老板”。任正非有两句流传很广的言论：“钱分好了，管理的一大半问题就解决了。”“钱给多了，不是人才也变成人才了。”
在今年7月23日，一封由任正非签发的华为总裁办电子邮件截图在网上流传。邮件正文显示，华为要用“顶尖的挑战和顶级的薪酬去吸引顶尖人才”。该邮件同时附有8位2019届顶尖学生的年薪方案。方案显示，几位博士生的年薪在89万到200万元不等。优厚的待遇让外界感慨任正非一向以来的大手笔。
任正非吃过苦，他知道待遇对留住年轻人的重要性。他们刚开始研发交换机的时候，公司是在一所大厦的三楼，最初有50多人，这里既是生产车间、库房，又是厨房和卧室。十几张床挨着墙边排开，没有床的人，就在泡沫板上加床垫，也能凑合。任正非经常在聊天中鼓励跟他一起创业的年轻人，他给他们画了一幅美好的图画。
他说将来你们买房子，都要买三室一厅或四室一厅，最重要的是有阳台，阳台一定要大一点，因为华为将来会分很多钱，钱多了装麻袋里、塞在床底下容易返潮，需要一个大的阳台晒太阳，要不然没有办法让钱不变质。
用这种方法，任正非鼓励员工多挣钱，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家族的命运，同时实现自我超越。外界都知道华为的薪水长得很快，职位升得快。有人一年涨了7次工资，还有人一年涨了11次。
任正非最近很喜欢一幅照片——一架“二战”中被打得像筛子一样，弹痕累累的伊尔-2飞机，依然坚持飞行，终于安全返回。飞机下面是一行大字：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不止一次提到这架飞机，他觉得这就是华为目前的状态，“我们现在就是一边飞一边修飞机，争取能够飞回来”。他也是这样跟员工讲华为的未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去补“洞”，把“洞”补好，就可以生存下来。
当地时间2019年9月23日，加拿大温哥华，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女士离开家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出席引渡案听证。
当被人问到华为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危险、最危难的时刻这个问题时，任正非很坚定地回答了一句“不会”。“在我们没有受到美国打压，孟晚舟事件没发生时，我们公司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惰怠，大家口袋里都有钱，不服从分配，不愿意去艰苦的地方工作，是危险状态了。现在我们公司全体振奋，整个战斗力蒸蒸日上，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到了最危险时候，应该是在最佳状态了。”
